在很长一段时间里，“精神病”都是一个充斥着歧视、排斥、甚至暴力色彩的词语。人们对精神疾病的恐惧，不仅让精神疾病的患者无法得到公平的对待，也让精神科医生变成了一类特殊的人。
但在余海鹰看来，
精神科医生其实并没有太多不同，
“外科医生修补的是病人的身体，
我们修补的则是看不见摸不着的精神窟窿。”
从医30多年，
他治愈无数患者，
为他们打开内心的那扇窗；
他筹谋学科发展，
让常州的精神医学褪去了“冷门”的外衣，
走上了科学化、专业化、精细化道路。
精神世界里的名侦探精神疾病的诊断，不像其他学科可以借助各种医疗检测设备，依据数据诊断。医生在做精神检查的时候，更像是一名侦探，通过与患者的交流，在其精神世界中寻找蛛丝马迹，然后利用专业知识分析、判断，最后得出诊断结论。
多年前，余海鹰所在的解放军第医院精神三科送来了一位坐在轮椅上的年轻患者。推着他来的父母颇为犹疑，“医生，我们儿子究竟怎么了？”他们无法解释，儿子为什么会突然怀疑火车上有人追杀他，从飞驰的火车上直接跳了下去，腿都摔断了。但他们也无法相信，素来外向阳光的儿子，真的疯了？
调查发现，这名患者在平时的工作和生活中一切正常，也没有精神病的个人史和家族史，但每次坐火车都会心神不宁，疑神疑鬼。余海鹰判断，病人患的是“旅途精神障碍”，属于非器质性的精神病，表现为短暂的精神病性障碍，一般无需特别治疗即可恢复，平均康复时间为8小时。“你们看到他呼吸急促，心跳加快，其实可能是“大脑缺氧”的表现，火车上人员拥挤嘈杂，空气污浊，车厢内CO2浓度超标，容易诱发。另一方面，被害妄想症也是旅途精神障碍最突出的症状。”
众人恍然大悟。在十几年前，这是一个相当大胆的诊断。要知道，“旅途精神障碍”这个概念上世纪60年代才有美国专家提出首次提出，而中国的老百姓直到近几年才逐渐了解，那些旅途中的闹事者，也许并非因为“素质低”，而是犯了“旅途精神障碍”。
尽管这种精神检查看起来充满主观色彩，
实际却是一个严密而规范的过程。
作为精神科医生，
余海鹰最擅长的就是利用各种技术手段“侦破”病情，
解码患者的言谈举止、过往的生活经历、工作环境、疾病发展的历程……
才能真正对症下药。
某年高考前的两个礼拜，一位小姑娘推开了余海鹰的诊室。她是常州一所重点高中的文科尖子生，家长和老师对她寄予厚望，“考上名校肯定没问题。”但没有人知道，她已经十几天睡不着觉了，更可怕的是，原本滚瓜烂熟的学习内容会突然变成一片空白，总是忍不住想要是考砸了，爸妈会怎么看，邻居又会说什么。
余海鹰把她一个人来看病的惊讶压在了心底，听到她想离家出走也暂且不动声色，让小姑娘尽情倾诉自己的烦恼、焦虑、害怕、沮丧。“这种倾听，其实是医生赢得病人信任的第一步。”这也让余海鹰其后施以的心理治疗和药物配合事半功倍。他还给小姑娘布置了“作业”，紧张的时候就做深呼吸，实践放松疗法，规定每天晚上的休息时间从凌晨2、3点提前到晚上10点。
仅仅经过一次复诊，小姑娘的精神状态就奇迹般地恢复了。高考结束后，她又瞒着父母和老师来了，这次是专程向余海鹰报喜的。摊开复旦大学的录取通知书，她的笑中有泪：“要是没有您在考试前拉我一把，我的人生也许完全不一样了。”
这些年，
余海鹰已经记不清为多少患者解除了烦忧，
但他细细收藏着每一名病人康复后的喜悦。
在他看来，这是鼓励，
更是一份沉甸甸的责任。
中国疾控中心精神卫生中心在年公布的数据显示，我国各类精神疾病患者人数在1亿人以上，其中，成年人群精神障碍患病率达17.5%，重性精神病患人数已超过万。这么多患者，对应的精神科医生却只有2万多名（年国家卫计委统计数据）。
“救一个人容易，可是拯救一个群体不易，”但余海鹰从不退缩，“我是穿着军装的医生，要对得起这身军装！”
愚人船上的守望者在常州解放军第医院，曾经担任分管医疗副院长的余海鹰是很多年轻医生的偶像。他的精湛医术和科研成就，让年轻人看到了精神科医生的职业价值和前景，也打消他们很多来自现实的顾虑，比如“做精神科医生，肯定会挨打，你知道他们有一项特殊的补贴是‘挨打费’吗？”“精神科不能去啊，以后找不到男（女）朋友怎么办？”
他们不知道，余海鹰一开始被分配到精神科，其实挺沮丧。
年，余海鹰大学毕业来常州解放军第医院报到，上班第一天，就懵了。他是上海第二军医大学军医系毕业的高材生，大医院见习，一心想成为“外科一把刀”，可现在，他不仅不能拿刀，还要整天和精神病人打交道，余海鹰打起了退堂鼓。
这个如今学科设置齐全、医疗设备先进、技术力医院，在上世纪80年代末是医院。这是人人避之不及的地方，法国哲学家福柯将这类聚集着“神经错乱的乘客”的场所称为“愚人船”，而人们恨不得将这些谵妄的同类永远地驱逐出自己的生活。
最后是父亲的一通电话留住了他。余海鹰的父亲也是一名军人，一心想把儿子培养成一名优秀的军人。余海鹰高中读的是上海松江二中，原本报考的是同济大学，他的父亲赶到学校，硬是把志愿改成了上海第二军医大学，“去军校，更锻炼人！”这一次，同样是父亲软硬兼施，“说明我们一家和常州有缘分，解放初我在常州服役，现在轮到你啦！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怎么能当逃兵呢！”
对余海鹰来说，研究精神医学意味着从头开始，“我们大学虽然学的是全科，但压根就没有精神卫生专业。”但他同时又是幸运的。
解放军第医院可谓精神科领域的“黄埔军校”，早在年，医院就组建精神科，开始了军队精神医学的发展，他的导师高柏良是中国军队精神医学的奠基人，前辈王焕林是国内第三代精神医学的杰出代表。
边学习，边实践，余海鹰成长得很快。
90年代初，他作为青年骨干，参与了历时5年、行程10万公里、覆盖全国十多万官兵的精神疾病流行病学调查。作为“八五”全军课题，这个调查为中国军队精神疾病的患病率、疾病谱、发病规律及特点、精神疾病防治等提供了一系列有价值数据和分析。
他自己的名字，也开始频频出现在学术杂志上。年，《中华神经精神科杂志》评选近五年内发表在该杂志论著最多的十大作者，余海鹰紧随前辈王焕林跻身排行榜，他也是十人中年纪最轻的。他第一篇发表在《中华神经精神科杂志》的文章，是在年，研究的是碳酸锂对甲状腺功能的影响，“那时候计算机还没有普及，几万个临床数据的分析，全靠一个简单的计算器，中间算错一个就要重头再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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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余海鹰沉得住气，静得下心。和病人们朝夕相处，他习惯了另外一种节奏，“外面的世界以分秒计算，但对精神科的病人来说，常常是以年来衡量的。”对他来说，患者早已不是“11床”“26床”这样抽象的符号，而是有血有肉、在痛苦中煎熬挣扎的活生生的人。
从如何开具最适合病人的“第一把药”降低换药率、自掏腰包垫付患者医药费，到研究探索精神卫生诊疗的多种方式……余海鹰的目的只有一个，“我要尽己所能地帮助他们。”新阵地上的老战士年，医院学习，开始接触医学睡眠研究，当时给他们上课的老师黄席珍教授，是中国睡眠呼吸疾患医学的创始人。
年，余海鹰回到解放军第医院，就创立了全军精神医学中心睡眠障碍研究室，成为常州最早涉及这一领域的专家之一。
“头一次听说失眠还可以住院！”曾有一位企业的负责人因为失眠数月来睡眠门诊求助。余海鹰发现，患者的精力不错，并未因睡眠不足影响日常的工作生活，但其心理压力很大，总觉得睡不着是因为得了什么恶毛病没查出来，“你只是觉得自己没睡着，其实应该睡得还不错。”
住院后的睡眠监测证实了他的这个判断。6个小时的监测，患者睡眠时间达到了4个半小时，“医院、身上又绑着不少监测设备的情况下。”
其实，患者真正的问题是睡眠维持困难，“晚上醒的次数太多，所以觉得自己没睡着”。帮助患者抛开了失眠的心理压力，余海鹰又开出了一系列行为治疗处方，包括如何锻炼，如何建立良好的睡眠习惯……不到一周时间，患者不药而愈。
这个看似轻松有效的治疗过程，背后是余海鹰十几年的默默耕耘。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基础研究到临床应用，他为全军精神医学中心睡眠障碍研究室的发展付出了艰辛卓越的努力，也树立起研究室在临床及科研的绝对权威。时至今日，团队通过进口多导睡眠仪检测了约余例失眠、梦多、早醒等睡眠障碍者，总阳性率75%；通过药物结合心理行为方法治愈顽固性失眠患者余例，总显效率达到了92%。
如今，54岁的余海鹰依然“战斗”在医疗第一线，治病救人，教书育人。在他看来，从精神科到睡眠障碍研究室，自己精进的都是精神医学的“医心之术”，而他作为一名老兵，“在医学面前，永远年轻，永远是学生！”
专
家
简
介
余海鹰，曾任常州解放军第医院分管医疗副院长。现为全军精神医学中心睡眠研究室主任、主任医师；第二军医大学精神卫生临床硕士生导师、兼职教授。
中华医学会精神医学分会委员、中华医师协会精神科医师分会委员、江苏省医学会精神病学分会候任主任委员、解放军精神医学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常州市医学会精神病学分会主任委员。
专业主攻方向
精神疾病及心理障碍临床诊断治疗、各类精神疾病及睡眠障碍的睡眠生理研究。年创立全军精神医学中心睡眠障碍研究室，10多年来，致力于睡眠障碍的临床诊治及实验室研究。
来源：常州市医学会、常州新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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