克里斯托弗·哥伦布与他的海员们发现了新大陆之后，于年第一次归航时，既带回鹦鹉、南美貘等奇禽怪兽和日轮花椰子、玉米等异草珍果，甚至闪闪发光的黄金，同时也把一种可怕的疾病——梅毒带到了欧洲。医学研究证明，这是一种传染性疾病，主要传染途径是混乱的性交。后来还发现，此病还会遗传，使下一代患上先天性梅毒。从那时起，梅毒传遍全世界，中国也难逃深受其害。有人引兰陵笑笑生的《金瓶梅》中的描述：
“……至于淫色……则耗尽元气，丧元精而怡然安之，甚则染恶疮、耽弱病而甘心不悔也，谓之何哉！
色不迷人人自迷，迷他端的受他亏。精神耗散容颜浅，骨髓焦枯气力微。
犯着奸情家易散，染成色病药难医。古来饱暖生闲事，祸到头来总不知。
相信其中的“染恶疮、耽弱病”、“骨髓焦枯气力微”和“染成色病药难医”，即是在描写梅毒。联系前此明朝伟大医药学家李时珍（—）《本草纲目》中说的“杨梅疮”，说它“古方不载，亦无病者，近时起于岭南，传及四方”，也许可能成立。不过毕竟写得过于简单，描述也不明确，而其他的几部文学巨著，作于梅毒传入欧洲之前的《水浒传》自然不必说了，《西游记》甚至《红楼梦》中似乎也都没有写到此病。看来，这所谓的“恶疮”是不是梅毒，仍不能匆匆予以肯定。
自古以来，中国文学不乏对疾病的描写，但似乎没有明白写到梅毒的。在唐诗、宋词、元曲中常可读到描写肺结核和忧郁症的字句，尽管都只是笼统说“病”，而没有具体写明是这两种病。明清小说里大多也是泛指的“病”，虽然读者也能举出，《儒林外史》里范进中举后的病是精神分裂，《红楼梦》里林黛玉的病是肺结核；《水浒传》开头写的“京师瘟疫”，根据史料记载，年，一场洪水几乎淹没了赵宋王朝的京都东京，因而推测这瘟疫大概是鼠疫：因为洪水泛滥、粮食颗拉无收，野外带菌的老鼠就会逃到城内觅食，传播鼠疫。晚清小说大多也笼统写病，作为社会制度和封建礼教弊害的象征或隐喻，自然无需写明是何种疾病。
中国传统上历来就有种种“不入诗”的禁忌。梅毒极少被写入中国的文学作品，原因可能是：文学排斥空洞概念的叙述，强调细致具象的描绘，给读者以美的享受。梅毒是人类所有病患中最丑陋的意象，患者全身处处是肿块和瘢痕，并流着脓液；晚期梅毒病人最后瘫掉鼻子，丑陋无比，甚至连体形都变得不像常人，不由不令人感到厌恶。让人在生理上产生厌恶的事物，难以产生文学艺术所需求的化丑为美的审美效应，因而就不宜入诗、不宜写入文学作品。周作人就不止一次以梅毒来比喻他所不齿的“黑幕小说”，说“黑幕小说的作者和读者都是患有这种疾病的人”。似乎直到“五四”新文化运动前后、兴起科学救国的热潮之后，才见作家直面梅毒，从而进一步去认识其危害性，并付诸于笔墨。
鲁迅一直关心国人的体质，有关梅毒的危害性，系统学过医学的鲁迅自然完全了解。鲁迅年在翻译俄国作家米哈伊尔·阿尔志跋绥夫的短篇小说《幸福》时写的“译者附记”中，介绍说这部作品是写“雪地上沦落的妓女和色情狂的男人”，称它“描尽了‘不惟所谓幸福者终生胡闹，便是不幸者们，也在别一方面各糟蹋他们自己的生涯’”，指出《幸福》的女主人公“赛式加标致时候，以肉体供人娱乐，及至烂了鼻子”，便是说她因皮肉生涯而染上了梅毒，疾病发展到第三期，鼻软骨和骨质受到破坏，形成塌鼻和鼻中隔穿孔。两年前，鲁迅在剖析中国人“自大”的老病时，将此种守旧而不求革新也比喻为患了梅毒、“掉了鼻子”，希望像医治梅毒这一肉体上的病那样，有“科学”这一的药来医治这思想上的病。多年后，在回答李秉中“结婚然否问题”的信中，鲁迅还念念不忘指出梅毒的可怕，说是19世纪末的文艺家“曾赞颂毒酒之醉，病毒之死”，这里说的“病毒”即是梅毒，而不是指今日所说的引发某种疾病的某种“病毒”（virus）。“赞颂病毒之死”是指欧洲有些艺术家以纳妓和包养情妇为荣，染上梅毒后还调侃式地赞颂称，梅毒是维纳斯的礼物。于是，鲁迅回答李秉中说，“赞颂固不妨，身历确实大苦。于是归根结蒂，只好结婚”，虽然结婚之后也有大苦、有大累，而不结婚，则“易于得病，一得病，终身相随矣”。说的是不结婚，可能会逛妓院，被染上梅毒，乃“终身相随”之“大苦”。这虽然是年的事，但相信鲁迅本就有此认识。
年，鲁迅在观察和思考中国社会“亲权重，父权更重”、“神圣不可侵犯”的现象时，读到挪威剧作家亨利克·易卜生年创作的社会剧《群鬼》。易卜生在这部剧作里首次尖锐地揭示出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
阿尔文太太是一个追求自由解放的女性，但由母亲的安排，只好嫁给侍从官阿尔文上校。婚后一年，她发现丈夫行为放荡；因听从曼德牧师的劝导，死守着自己所不爱的丈夫，过着逆来顺受的日子。丈夫死后，她把希望寄托在儿子欧士华的身上。不想欧士华不但继承了父亲的恶习，还遗传了他的病毒（应该说是螺旋体），得了先天性梅毒，无法医治。阿尔文太太心灵受到深重的打击，成为一个旧礼教和淫乱社会的牺牲品。
《群鬼》问世后，在国外深受欢迎，西欧各国的一些新剧院都把它作为开业演出的新剧目。在中国，先是著名翻译家林纾（—）通过懂外语的友人转述，早早将它译成汉语，以《梅孽》之名发表。后来，当时还是北京大学西语系学生的潘家洵（—）从英语转译的这部剧作，比林纾更准确地传达了原作的精神。鲁迅读过易卜生的这部剧作之后，剧中父母的罪恶对无辜孩子精神上造成的伤害，给他留下极深的印象。梅毒的传染以及它的遗传，既反映出受染者思想、行为的堕落，又极大地伤害患者及其子女的肉体和心灵，显然会更引起鲁迅的北京治疗白癜风什么时间好白癜风医院哪家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