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爆型亲密——维多利亚时代家庭心理动力
斯蒂芬?克恩
传统的维多利亚时代研究，偏爱于将和平、安宁、保护之类的桂冠加之于十九世纪末叶的家庭。G.M.扬戴着维多利亚时代的眼镜，把该时期的家庭称作少有的“相互间不攻击争吵”的社会组合、“从中汲取慰藉和得到教育的圣地”、“安全可靠的堡垒”。沃尔特?豪顿称这类家庭为“急流中的磐石”，与拉斯金的评价：“和平的基地，抵御一切伤害、一切恐惧、猜疑和分裂的掩体”遥相呼应。
近年来，一些研究维多利亚家庭的学者开始探索隐藏在这种表面宁静的家庭背后的紧张关系和对立情绪。基思?托马斯追溯英国的双重标准历史，彼特?考密诺斯考察维多利亚型“尊严”掩盖下的伪善。考密诺斯称这种家庭是“支配与顺从的不成熟结合”。他认为，这种家庭体系最终在十九世纪末从整体上受到了挑战。“叛逆情绪、人为紧张、矛盾冲突、不协调性以及离经叛道的个性，将这个受人尊敬的社会体系一下子推进了危机的旋涡中，-年间这种危机达到了高潮。斯蒂文?马尔库斯将触角伸进“另一个维多利亚”的秘密社会，那里“存在着一种真正秘密的社会生活——隐秘的性生活”。他向传统观点提出挑战，认为这种家庭非但不稳定安宁，反而常常遭到一系列离奇的性观念骚扰，受到由此产生的对性病、男性性无能及女性性行为等恐惧的威胁。前不久，劳埃德?德莫斯提出，维多利亚时代是父母-子女关系上的一个关键性转折点，它断然否定了直到十八世纪末还盛行的成人对儿童的性开发，孩子的性好奇和性活动开始受到父母的惩罚。
笔者在本文中将考察维多利亚时代家庭的那另一个侧面，而且将反传统地论证十九世纪后期的欧洲家庭并非象拉斯金美化的那样，是“抵御一切恐惧、猜疑和分裂”的坚实掩体，相反，倒常是焦虑和冲突的渊薮。笔者还将进一步阐明，悄然进入许多维多利亚家庭的易爆气氛，是家庭强加于每个成员的过度亲密和相互依赖所造成的必然后果。诚如G.M.扬所说，这个家庭确实是抵御外界压力的堡垒，但是，与其说这个堡垒在履行保护或安慰的职责，倒不如说它象神经防御机制在竭尽压抑禁止之能事。
在十九世纪的欧洲，维系家庭的情感纽带一直不断地得到加强，以致到十九世纪末，父母和子女都开始寻求如何摆脱这种压倒一切的强大的家庭联结力。有关父母-子女关系的医学文献认为，受孕前父母的全部情感史会以某种方式向孩子转移。受孕时最为重要的是人的精神和健康状态，受孕后孕妇即使遭受最轻微的打击和稍怀不悦之念，都会影响到未来的孩子。孕妇被告诫不能有性行为，过度的性生活会导致孩子的性反常；孕妇嗜酒会使孩子成为酒鬼；孕妇如果经历过任何情绪上的紧张，孩子有可能出现精神障碍。一般认为，母亲一方对孩子的身心健康负有较大的责任。然而，父亲一方的哪怕是婚前的坏习性、年轻时的“无节制行为”、礼仪道德上最细小的失误等等，都会在孩子身上留下不可磨灭的痕迹。这些观念支配着维多利亚家庭，它的情绪基调表现为易爆型亲密，家中每个成员被强有力的社会、经济和心理纽带紧紧地捆扎在一起。在本文中，笔者的论述将聚焦于维多利亚型家庭运行的心理动力。
病菌 基因 理念
十九世纪下半叶，知识阶层开始点点滴滴地吸收医学和心理学领域相继涌现的一系列令人印象至深的新发现。然而，当这些科学新发现经过过滤，出现在为青年人所写的婚姻指导书中时，则比没有更糟。它在家庭成员间强大的心理束缚之上，又增添了对孩子在文化、疾病、遗传等方面承袭父母这一概念的混乱认识。于是人们相信，父母任何一方患有精神病、肺结核或梅毒，孩子就必然遗传到这些疾患。即使在医学界的高层圈子里，对于父母究竟如何将病菌、基因和理念传递给下一代的，也还只是一知半解，更多的平民百姓则被一大堆纷繁缠绕的混杂观念搞得晕头转向。这种混乱在家庭问题上催生出这样一个概念：家庭是一个生物单元，父母的道德价值观、生殖细胞和病菌渗入并作用于子女的心身，使他们几乎没有发展自我的余地。孩子们逐渐觉得自己身陷家庭的泥淖难以自拔，一股神秘的暗流在他们体内流动，决定他们必然会重现父母的道德恶习、身心病疾以及一切先天的缺陷。
十九世纪行将告终之际，威斯曼的生殖细胞不变性理论才公诸于世。在此之前，人们只知道拉马克的后天性格遗传说。许多人在精心论述他的遗传观点时，常常夸大了父母对子女的遗传责任意识。美国随笔作家乔齐娜?柯尔比说，母亲受孕时和妊娠期的身心经历决定了孩子的性格，而最为重要的是受孕时机的选择。“千万不能在生病、过度疲劳或不愉快时冒险受孕。……这一伟大时刻的各种条件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孩子的身体素质、精力和品质特点。”怀孕期间不愉快的经历和思绪也同样会传递给胎儿。
爱德华?冯?哈特曼认为，妊娠期间，父亲的血液和着他本人的品性永久地和母亲的血液交融，母亲再与胎儿分享这混合血液。如果她今后再与别的男人性交怀孕，未来的孩子仍会受到她第一个丈夫的影响。所以，“寡妇再婚后，她的丈夫看到的不再是一页空白，他的前任在这一页上盖着他的遗传印记，而他本人的遗传基因必然会与前任发生冲突”。德国随笔作家奥托?威宁格也在《性与性格》（）一书中以种族主义者的口吻重弹过类似老调，他说：“和黑人生过孩子的白人妇女，如果再与白人生孩子，据说她体内保留的第一配偶的印痕足以能在未来的孩子身上体现出来。”斯特林堡以戏剧形式表现这种理论，他在《债权人》一剧中，让女主人公的亡夫在她再婚后经常回来闹鬼，终使她的第二次婚姻横遭破灭。她的第二个丈夫如是说：“孩子长到三岁时，开始越来越象她的前夫了。”
两位德国医生威廉?弗里斯和赫尔曼?斯沃博达认为，遗传跟随着整个生命循环运动的节律。弗里斯曾于年说过，母亲会把自身的周期律传给孩子。在他那本视野广阔的论著《生命过程》中辑录了数以百计的家庭图表以揭示家庭生活的周期律。在23-28天不等的时间里，孩子和母亲会周期性地出现遗尿、腹泻、头痛、腰背痛等症状。斯沃博达也表示过类似的观点，认为孩子出生时的生物机制便顺应了来自母体的周期性波动指令。
塞缪尔?巴特勒对自己的家庭经历交替表示过两种截然相反的感受。他早年致力于研究操纵家庭生活的心理和生理机制，著有《无意识记忆》，书中他描述了“父母和子女之间的人格一致性”，对父母与子女间的亲密并未表示过任何反感；而在《众生之路》中，他向自己与父亲之间的那种威胁性地强加于人的一致性发起了猛烈的攻击。巴特勒的后一观点，即亲密型家庭在其成员身上过度地施加了影响，得到了许多人的附和。
变异和退化，或者说将有害的身心缺陷遗传给下一代，是遗传问题范围内一个引起广泛讨论的课题。对有性繁殖缺乏全面精确的阐述导致了这样的理论：病菌和恶习将会永远滞留在个体的生发细胞内，并一代代积存下去。
B.A.莫尔的《退化论》集中了许多当时流行的退化理论，他在书中排列了以消亡而告终的四代人的遗传顺序：
第一代：神经质，道德败坏。
第二代：易患中风、精神病和酒精中毒。
第三代：精神错乱，自杀，低能。
第四代：先天性痴呆或低能，身体畸形或患不育症。
人们设想过许多种变异退化程序，代际发展说也得到很多人的青睐。左拉就是根据家族退化程序来构思他小说中的鲁贡-玛卡尔家族的。病菌、恶习以及“内心的隐私”主宰着家族，不可思议地损害着家族成员的健康和道德。法国教育家加布列尔?康贝雷认为，病态现象尤其从属于遗传规律。因此，“坏的东西要比好的东西更倾向于遗传”。家族的生物体代代相承，传递着前辈的恶习和“放纵行为”的恶果。“整个家族的命运铸成于某一特定时间，或许是某一天，或许是某一小时。于是，共同的道德责任把父母与子女紧紧地拴在了一起。”
家庭生活中最大的焦虑莫过于对梅毒的恐惧。它是那样的神秘和危险，同时又和人类所有的生物功能中最悬而未决的问题——性交——密切相关。没有任何疾病能比它更清楚地说明父母对孩子的责任。迟至年，人们才刚开始用显微镜观察梅毒螺旋体；年，医治梅毒的可靠特效药洒尔佛散才取代了危险而又无效的汞疗法，但即使是洒尔佛散，也是高含砷毒的制剂。禁止公开讨论梅毒问题酿成了无数的家庭悲剧。夫妻婚后不久，丈夫便把梅毒传染给妻子的情况时有发生。妻子出现梅毒下疳，带来性生活的许多不便和造成多次流产。而做妻子的却还一味相信这是自己的过错，并把这种痛苦理解为妇女对婚姻生活的无法解释的独特反应。梅毒无处不有，得不到控制，它危及父母和后代的生殖器官和身心健康。这就是为什么男子只能和他相信是处女的一个女子发生性关系的理由，维多利亚时代的性道德观自有其按理立论的依据。
梅毒恰如人意地为热忱的基督徒劝世提供了绝好的素材，基督徒坚持认为梅毒是天意对罪恶的报应，它既是新教徒也是维多利亚时代的典型疾患。一次罪孽行为——仅仅一次性交——便可能导致终生痛苦。无法确诊自己是否染上了梅毒，这正应验了基督徒的一个观点：一个人永远无法知道自己是否能得到拯救；没人确知梅毒能否治愈，当然也没人值得治愈。对梅毒无能为力、缺乏有效的预防措施，这又应验了基督徒的另一个观点：人类无论怎样努力都不可能左右救世主。梅毒患者必然无可挽回地走上“病魔-死神”之路。更有甚者，它还会通过遗传株连后代。梅毒体现了基督教的罪恶观，使一些人成为牺牲品，却宽恕了另一些人。梅毒被认为是偶然染上的，最为放荡的纨绔子弟往往与它无缘，而偶然一次寻花问柳者反倒染上严重的痼疾。因此人们无从解释为什么一些人命中注定要受折磨，而另一些人却逍遥自在。梅毒似乎和上帝一样超越了人的认知能力，它只受着命运的安排。梅毒还有一个令人难以把握的折磨人的时间过程。初与带菌者接触后，表皮出现轻微症状，随后便自行消失。约两个月后，患者再度出现症状，持续九个月之久。接着转为潜伏期。三至十五年后，它猛烈发作，来势汹汹地侵袭要害部位，尤其是心脏和神经系统。十九世纪后期，医生们终于成功地搞清了这些晚期症状是梅毒螺旋体作用的直接后果，而不是象早先人们普遍相信的那样，是对放荡淫逸生活的总算帐。也正是这些有关性病传染和遗传机制等方面认识的进步，使人们对梅毒的恐惧更是雪上加霜。这是科学进步加剧了人们对性行为和人体生理过程恐惧的一例实证，这种恐惧至少要持续到科学的进步足以彻底永久地根治梅毒之日为止，可是维多利亚时代的人却永远不可能盼到这一天。
易卜生在《群鬼》中，没有明指地描写了梅毒带来的恐惧。剧中人奥斯瓦尔德?阿尔文起初以为自己的虚弱和消沉是放荡纵欲所致，可不久他便得知，自己继承了父亲轻率放荡行为的恶果。他对不明真相的母亲说：“父亲的罪孽会在孩子身上得到报应。”母亲却相信过去的“鬼魂”神秘地存活在子女身上，使孩子们无止境地重复父母的生活模式。她把生理遗传和精神遗传相提并论，向儿子解释道：“我们不但继承和我们生活在一起的父亲和母亲的一切，我们还继承了过去的一切陈腐、废弃的信条和死亡了的观念。”
年尤金?勃利厄的剧本《残物》发表，它直言不讳地点了梅毒的名。启幕前舞台监督预先告诉观众，他们即将欣赏的是一出围绕梅毒展开的戏。剧中，医生告诉乔治，他的梅毒必须马上接受治疗，必须四年以后才能结婚。碍于自尊心和社会压力，乔治未能接受医生的劝告。他过早成婚，生下一个带梅毒菌的孩子。第二幕，医生看到奶妈的健康正在受到病孩的威胁，执意要乔治辞退奶妈，为此他和乔治全家争论不休。勃利厄借此提醒人们，造成危及奶妈生命和那些她今后哺乳的婴儿健康的，不仅仅是梅毒本身的危害，而且还有那迫使乔治讳疾忌医、过早结婚的虚伪。
梅毒的传播被普遍认为是导致人类和社会退化的诸多原因之一。社会和经济的变革、疾病和恶习的破坏力，正共同阻碍着家族的延续和人口的增长，人们担忧家庭在一步步走向消亡。
作家们也在作品中表达了对家族衰退趋势的严重关切。霍普特曼的《日出之前》描述了克劳斯家族衰退的始末。父母沉溺于乱伦和烟酒致使孩子们患上疾病。一位医生谈论这个家族时说：“酗酒、暴食和近亲繁殖构成了这个家族的历史，以致最终出现了全面衰退。”全剧的结尾是家族中最有前途的孩子海伦娜被情人抛弃后自杀，因为情人怀疑她有可能遗传到父母的酒精中毒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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