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学论著金学丛书第一辑序集

《金学丛书》第一辑全套(16册),由台湾学生书局有限公司出品

目次

金學叢書第一輯序I

翁序·······(翁同文)III

葉序·······(葉慶炳)VII

自···序········(魏子云)X

欣欣子、東吳弄珠客、廿公··········1

詞曰、四貪詞、眼兒媚···············11

武松、武大、李外傳···················21

賈廉、賈慶、西門慶···················33

宋人名、明職官、隱喻義············41

王三官、林太太、六黃太尉·········55

李三、黃四、應伯爵···················67

苗青、苗員外、苗小湖···············85

清河、東京、嚴州······················99

因果、宿命、改寫問題···············

附錄一

屠隆是《金瓶梅》作者···

附錄二

論屠隆罷官及其雕蟲罪尤──屠隆可能寫作《金瓶梅》的動機·····

附錄三

關於《金瓶梅》中的酒與馬桶·······

附錄四

巡按御史稱柱下史的問題

──屠隆是《金瓶梅》作者補說·

附錄五

《金瓶梅》的新史料探索·············

附錄六

《新刻繡像批評金瓶梅》(內閣文庫藏本)出版書肆之研探

(荒木猛原著,任世雍譯)··········

後記···························

第一辑序:吴敢、胡衍南、霍现俊

年8月下旬,「台湾《金瓶梅》国际学术研讨会」在台北、嘉义、台南三个场地隆重召开,大会同时纪念辞世七年、在海峡两岸备受推崇的「金学」先驱魏子云先生。

会议落幕之后,台湾学生书局基于「辨彰学术,考镜源流」的信念,认为很有必要出版一套「金学丛书」,将年以后逐渐丰饶起来的《金瓶梅》成果一次性展现出来,于是找了胡衍南商议此事。

经过协商,台湾学生书局接受胡衍南的两点提议:

一,此一事业理当结合海峡两岸金学专家共同合作;

二,为了纪念魏子云先生,拟将先生在台湾学生书局的版权书,搭配台湾近来年轻研究者的金学著作,先以「金学丛书」第一辑的名义出版,藉此向先生献上敬礼。

因此,年5月「第九届(五莲)国际《金瓶梅》学术研讨会」期间,霍现俊答应共襄盛举;同年7月,胡衍南代表书局亲赴徐州邀请吴敢加入主编行列,确定此套丛书由吴敢、胡衍南、霍现俊共同主编。

在此同时,胡衍南开始搜集「金学丛书」第一辑的书稿,吴敢、霍现俊逐步展开「金学丛书」第二辑的规划。

《金学丛书》第二辑全套(28册、索引2册),由台湾学生书局有限公司出品

不同于「金学丛书」第二辑,主要为中国大陆20世纪80年代以来学人的《金瓶梅》研究精选集;「金学丛书」第一辑由魏子云领军,麾下俱是台湾年轻学者专书性质的金学著作。

第一辑共收十六本书,魏子云在台湾学生书局的三本版权书《小说《金瓶梅》》、《《金瓶梅》原貌探索》、《《金瓶梅》的幽隐探照》,足以反映魏先生治学精神及金学见解;且因魏先生后人及学生刻正筹划全集出版,本套丛书也就不另外争取先生其他专著。

至于其他青年学者专书,如果把金学事业分成文献研究、文本研究、文化研究,文献研究明显最为匮乏,事实上台湾除魏子云外兴趣多不在作者、成书、版本等考证方面。

丛书中具综述性质的李梁淑《《金瓶梅》诠评史研究》权屈于此。

文本研究稍好,其中又以借鉴西方叙事学理论者较有成绩,郑媛元《《金瓶梅》叙事艺术》可视为全面性初探,

林伟淑《《金瓶梅》的时间叙事与空间隐喻》意在时空设计的隐喻性格,李志宏《《金瓶梅》演义─儒学视野下的寓言阐释》则从叙事特色探讨「奇书体」小说之政治寄托。

此外,关于《金瓶梅》诗词的研究也颇见特色,傅想容《《金瓶梅词话》之诗词研究》、林玉惠《崇祯本《金瓶梅》回首诗词功能研究》,一从词话本、一据崇祯本,前者宏大、后者聚焦,都是考虑诗词在小说中的美学任务。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曾钰婷《说图─崇祯本《金瓶梅》绣像研究》,近年颇时兴图像与文字的辩证研究,此书透过对小说插图的考察,从侧面支持了崇祯本《金瓶梅》的文人化、艺术化倾向。

绣像本与词话本

至于文化研究,不可免地都集中在性/别文化研究,此系因为台湾极易取得未经删节的全本《金瓶梅》,加上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对性/别议题特别热衷,故影响了《金瓶梅》文化研究的「挑食」倾向。

收在丛书中的此类著作,有胡衍南《《金瓶梅》饮食男女》、李欣伦《《金瓶梅》之身体感知与性别辩证:一个汉字阅读观点的建构》、李晓萍《《金瓶梅》鞋脚情色与文化研究》、

张金兰《《金瓶梅》女性服饰文化研究》、沈心洁《《金瓶梅词话》女性身体书写析论─以西门庆妻妾为论述中心》等五部,其中胡衍南、张金兰的著作都曾公开出版,此次收入丛书都作了程度不一的增添及修改。

尤需一提的是,台湾近年来对于小说的续书研究很感兴趣,特别是从解构主义的后设立场重新反思续衍现象,严格来讲也是一种文化批评,丛书中郑淑梅《后设现象:《金瓶梅》续书书写研究》即为个中佳作。

「金学丛书」第一辑集结近年台湾青年学者《金瓶梅》研究专著,有意宣示「哲人日已远,典型在宿昔」─魏子云先生逝世十周年前夕,金学事业薪火相传,生生不息。

综上所述,本辑作者胡衍南、李志宏的著述较为金学界所熟识,其他多数则崭露头角,正见其成长茁壮。

相较之下,稍晚亦将问世之「金学丛书」第二辑,收入了徐朔方、宁宗一、刘辉、王汝梅、黄霖、吴敢、周中明、张远芬、周钧韬等三十一位名家之《金瓶梅》研究精选集,收录纯熟之作,代表当代金学最高成就,敬请拭目以待。(本文由主编胡衍南教授执笔)

翁序(翁同文)

魏子云先生致力研究《金瓶梅》一书,至今已十年有余,著作之富,发明之多,皆远逾前修,海内外专家并已知悉。

其初期研究,固上承吴晗、郑振铎诸人对该书作者与版本问题之绪论,但广搜明人有关记载,结合该书本文辩证,多纠历来递相沿袭之误以及近人新误。

其重要结论尤在下列二项:

一是作者当为曾经久居北方之江南人,以纠吴等所谓山东人云云之误,一是有万历四十五年序之《金瓶梅词话》以前,绝无更早刻本,以纠明末沈德符以来所谓万历三十八年稍后吴中即有刻板云云之误。

从第二项结论,遂知该书藉抄本流传长达二十余年,然后有万历末年加题「词话」两字之初刻本,至崇祯年间,复有内容多异且复称《金瓶梅》之重刻本,亦即清代以来各本之祖本,于是该书早期之演变,遂限于此三阶段之内。

(明)兰陵笑笑生著

自此以后,魏先生即以其本人所建立之上述两项结论为基准,不断有所推进。

就版本方面而言,推进契机厥在下列二问之提出与解答。按该书既为万历中叶出现之淫秽小说,就当时社会之放佚风气,则成书之初当早有人刻印射利,何以竟历二十余年传抄始见刻本?

又该书早期二版内容相异实多,舍琐细异文不论,情节之异亦有显著易见然却令人难解之处。

即以第一回为例,初刻「词话」本之情节,始于项羽宠虞姬终死沙场以及刘邦宠戚姬欲废嫡立庶终使戚姬后日死于吕后之手两事,皆世所熟知之帝王掌故,与后文地方土劣西门庆家人故事全无关涉而难以连贯,原已难于索解;到再版之崇祯本,则第一回已将刘项帝王故事尽删不留痕迹,改为自始即写〈西门庆热结十兄弟〉。

于是与后文情节遂可贯通,然则前后两版相异如此,究竟各由何故?

凡此问题,虽似浅显易于发见,但自来并未有人注意追究,直至民国六十九年魏先生发表〈金瓶梅头上的皇冠〉与〈金瓶梅编年说〉二文以后,始使人豁然开朗而有前后一贯之解释。

盖万历朝之宫廷政治,实以当时神宗皇帝朱翊钧宠爱郑贵妃屡欲废长立幼,引起朝廷谏诤,迭生政潮,因有隐名之书讽刺。又与所谓「妖书」之狱等事为其主流。

今传「词话」本《金瓶梅》第一回既有蹊跷欠明之刘项帝王故事,魏先生遂结合推断,肯定前此传抄之原稿本,必是针对当时皇帝欲图废立多所讽谕之政治性小说,适不久旋有「妖书」之狱相继发生,未免有所顾忌,遂致长期无人敢于刻印。

后至万历末年,始有人将原稿本后文显多违碍之处删去改写,但对第一回令人生疑之刘项故事却仍保留,又添万历五十四年丁巳东吴弄珠客等人之序,然后刻印。是为民国二十一年始行发见之「词话」本。

欣欣子序

又按神宗皇帝至万历四十八年七月病卒,幸未被废之太子继位为光宗,仅经一月又卒,改由皇子继位为熹宗,相继改元为泰昌与天启,实前所罕有现象;

魏先生依据「词话」本中有关之日子,推算该本第七十第七十一两回所写之冬至日各当某月某日,足以证明与泰昌元年以及天启元年两冬至日各相符合,于是结合其他证据,

论证该本对从万历经泰昌到天启之改元也有影射,从而推知该本虽有万历丁巳序文,但改写完毕然后刻印之时,实已晚到天启初年;

由于天启三年为总结前此发生之梃击、红丸、移宫等案,又颁修所谓《三朝要典》,则刻印甫成之该「词话」本,可能又因其有顾忌而未敢发行。于是复另有人将「词话」本内容再度改写,除尽删第一回之刘项故事不留痕迹外,为恐对改元之隐微影射仍有敏感之人可能发觉,又将可据以推算泰昌、天启两冬至日之有关日子亦行改写,然后刻印,遂成内容毫无政治违碍,纯属描绘市井人情之崇祯本。

至于达到各该结论之详细过程,亦已见于民国七十年出版之《金瓶梅的问世与演变》一书,该书拙撰序文,并曾有较详介绍。

该书早期两版即有传本,则前后相承违异之改写痕迹,自可由逐回对照钩稽而得,魏先生亦曾以「词话」本为本从事抽绎,而有《金瓶梅札记》一书矣。

《新刻绣像批评金瓶梅》

至于久历传抄之原稿本,既早无存,则原来面貌自然难以探索。

但魏先生从已知之改写痕迹中,又觅得若干线索据以推测,遂能探微索隐,重建若干关目,且集论文十题以成此《原貌探索》一书,实乃循流溯源,于百尺竿头再进一步之快事。

十题之所创获,固难于此缕述,亦可举其一端,以觇消息。

按第四题从第十七第十八两回举证,说明姓名有「西」字头之贾廉与西门庆之间,有此现彼隐,交替互见情形,显是改写时疏忽未周所留痕迹,从而猜测原稿故事,未必有西门庆其人出现,很可能到「词话」本始从原有之贾廉改成。

就西门庆为无人不知之《金瓶梅》主角,则由此一斑,金书之引人入胜,从可见矣!

对于一书版本之研究,不外从各本之内容特征与同异比较以究刻时、刻地、刻人等项,但易失于琐细无归,不能会通。

魏先生往年对该书之早期研究,如前文之所撮述,其结论则可约为两语予以概括,即前后两版皆从旧本内容改写而成,而改写缘故皆因对专制政治之迫害有所顾忌。

近年又继上述结论推进,追探原稿面貌,发其底蕴而得要领。

于是该书自万历中叶问世以来直至崇祯间第二版出现,前后三十余年之演变,皆可以政治而有贯通之解释,可谓迁想妙得而又一以贯之之慧业,较其他方面之发现突破,尤饶兴趣而富意义。

至于该书作者,「词话」本之欣欣子序谓为笑笑生,固知二者皆为化名,但究为何人?

实难追究。自魏先生考定作者当为曾久住北方之江南人后,大陆学者黄霖循此方向注意,终于发现原籍鄞县曾经宦游北京之屠隆,别署笑笑先生,见于明版《山中一夕话》与《遍地金》二书,认为条件颇合。

按该书第四十八回有开封府黄美致山东巡按史曾孝序信,将任都察院监察御史(巡按御史)之曾某称为「大柱史」,前所未闻,殊堪诧异;魏先生原以小说家言未予理会。

及闻作者可能为屠隆之说,魏先生旋于屠隆所撰〈古今官制沿革〉一文「都察院」之考证下觅得「在周为柱下史,老聃尝为之」云云,以示此种罕见之称呼,确有可能出于屠隆之手。

此外,魏先生并从屠隆生平经历以论其有作该书以讽当时皇帝之可能。

魏子云著

一为屠隆自万历十二年免官以后不能再起,贫困以死,纯因在青浦令任内上书贺皇长子诞辰,遂触皇帝所忌而致,对之未免怨恨。

二为屠隆自免官起,即常受其友人麻城刘守有接济,至万历三十三年卒后,世人又传刘承禧(守有子)家初有该书全本。

由此种种迹象判断,则屠隆为该书原稿作者,似无疑义。

惟魏先生态度慎重,认为证据仍欠充分,将近年所撰与此有关之文,仅列为本书附录,以待论定。

按屠隆又号赤水,当此拭目以待之际,余不禁忆及吴晗所撰〈金瓶梅与王世贞〉一文,亦已提及「以杂剧和文采著名的屠赤水」,将之列为当时有力作《金瓶梅》的少数名士之一。

魏先生之研究,以该书之艺术论为最后鹄的,其间横延旁申,方面原非限于版本与作者两项。

惟此两项实最基本,至如今此书出版,亦且已得纲领而告段落,故此追述其有关研究,以见此书所承,藉见此书推进过程及突破要点,是为序。

翁同文谨志民国七十三年十一月十七日于台北士林寓所

叶序(叶庆炳)

在冯梦龙所谓的四大奇书─《三国》、《水浒》、《西游》、《金瓶梅》─中,有关《金瓶梅》的研究论著最少。

主要的原因,是由于此书自问世迄今,一向被世人视为淫书,不宜甚至不许流传。

坊间能购得的都是所谓节本或洁本,都非全本。

学者专家即使可以从较大的图书馆中阅览全本,即使在阅读之后觉得此书有许多地方值得研究,但一旦提笔撰文,又不免有种种顾虑,因而搁置下来。

从世道人心看,《金瓶梅》的确不宜在社会流传,不宜供一般人阅览;从学术研究看,《金瓶梅》是明代著名的古典小说,无论是小说本身的艺术以及它所反映的社会,都值得后世学者深入研究。

因此,我们最好对这部奇书抱持这样的态度:

仍然把它排除在一般社会人士至少是青少年的阅读书籍之外,但允许学者专家对它作各个角度的研究。

不然的话,把这么一部已存在了几百年的古典文学名著摒弃于学术研究之外,岂不可惜。

魏子云著

近一二十年来,偶然可以看到《金瓶梅词话》和《古本金瓶梅》的翻印本。

学者要研究此书,已不必天天去坐某些大图书馆的冷板凳,面对馆员的异样眼光。

而国内外研究《金瓶梅》的论文,也渐渐多了起来。一九八三年五月,美国印第安纳大学还举办了《金瓶梅》学术讨论会。

看起来,美国学术界研究《金瓶梅》的热度,还在国内学术界之上。

吾友魏子云先生投入《金瓶梅》研究已有十四年之久,先后着成了《金瓶梅探原》、《金瓶梅的问世与演变》、《金瓶梅审探》、《金瓶梅词话注释》、《金瓶梅编年纪事》、《金瓶梅札记》。

如今,《金瓶梅原貌探索》一书也已完稿,即将付排。

其中,《金瓶梅词话注释》是为了便于学者研读而写,《金瓶梅编年纪事》是为了便于学者参考而写,在其余五种著作中,魏先生都提出了一己的发现和创说。

例如:他认为《金瓶梅词话》的作者是江南人,很可能是屠隆;跳出了历来为欣欣子序,「兰陵笑笑生作金瓶梅传」一语所囿的作者为山东人说。

又如:他认为今传《金瓶梅词话》是经人集体分回改写而成,并非兰陵笑笑生的原本。

又如:他认为《金瓶梅》的初刻本,即东吴弄珠客序于万历四十五年间的《金瓶梅词话》,否定了昔人以为《金瓶梅》在万历三十八年已出版的旧说。他举出了不少证据来支持这种种创见。

玉茗堂本

考据讲究举证。

有些作为证据的文字,一经发现,就可以直接获得结论,无须推敲。但多数作为证据的文字,必须经过解释并据以推论,才能得出结论。

如果解释稍有偏差,或者推论稍有疏忽甚至稍涉主观,都会影响结论的正确性。

考据学者常会遇到这种情形:

某一问题就现有的证据经过解释和推论,已认为差堪作成这样的结论。而有朝一日发现了新的数据,说不定会动摇旧说,甚至改变对原有举证的解释,去寻求一个新的结论。

因此,考据学者不但破前人的旧说而立自己的新说,同样也会修正自己的旧说成为新说。

魏子云先生研究《金瓶梅》用功之勤,著述之丰,不但在国内首屈一指,在国际也是无人可以比拟。

这并不是说魏先生的创获每一条都已成为定论,对有些问题,也还有学者抱持着保留的看法。

但至少可以说,魏先生带动了国内研究《金瓶梅》的风气,向国际汉学界展示了国内学术界研究《金瓶梅》的成果,更重要的,为后学奠定了研究《金瓶梅》的基础。

在《金瓶梅原貌探索》付排前夕,我很高兴能以这一篇小序向孜孜矻矻于《金瓶梅》研究十四年如一日的老友表示敬意。

叶庆炳民国七十三年十一月十五日写于台大中国文学研究所

《金学丛书》第一辑

自叙(魏子云)

多年以来,我的《金瓶梅》研究,一直在成书年代与作者问题上探索。在我探索这些问题时,从来不曾忘了沈德符与冯梦龙这两位最可疑的人物。

无论接触到任何数据,首先要考虑的就是这俩人;还有袁氏兄弟。

我出版《金瓶梅》研究的第一本书《金瓶梅探原》(台北巨流图书公司),就怀疑袁中郎(宏道)所著《觞政》以「《金瓶梅》配《水浒传》为逸典」的不合事理。

这时,《金瓶梅》不惟尚无刻本,袁中郎自己却连全本也不曾读到,居然把《金瓶梅》与《水浒传》相提并论,兼且还说:「不熟此典者,保面瓮肠,非饮徒也。」

此一问题,居然在我怀疑了十七年之后,终算获得了答案。

魏子云著

原来《金瓶梅》的早期传抄,乃鄞人屠隆所作,讽谕其当朝今上者也。

从今见之《金瓶梅词话》第十七回中的「贾廉」其人来看,极可能早期传抄的《金瓶梅》,并不是西门庆的故事,我早在《金瓶梅札记》及《金瓶梅原貌探索》二书,就讨论了这一问题。

如今,我在讨论「金瓶梅抄本」时,竟发现《金瓶梅》自万历二十四年冬()打从袁宏道(中郎)给董其昌(思白)函中,提到此书之名而后,居然整整十年没有任何消息,

再由袁宏道(中郎)传出消息时,已是万历三十四年()秋写出了《觞政》,「以《金瓶梅》配《水浒传》为逸典」,把《金瓶梅》作为酒令了。

这时,鄞人屠隆去世已一年(屠卒于万历三十三年──秋)矣!

所以我推想袁中郎之所以大胆的在万历三十四年秋再度传出了《金瓶梅》的消息,显然的,在这绵绵十年岁月中,他们与作者屠隆曾相商改写,可能在屠隆故后,他们得到的残稿,已在计划中成书付梓矣!

遂有了沈德符《万历野获编》的「袁中郎《觞政》以《金瓶梅》配《水浒传》为逸典,予恨未得见。丙午遇中郎京邸,问:『曾有全帙否?』」的种种暗示。

沈德符的这一番话,却又着文时间极迟,马泰来推论作于万历四十七年()为上限,我则推论作于天启七年()或崇祯五年(2)。

盖沈文中的诸城丘志充(六区),天启七年因案被逮下狱,崇祯五年弃市。

所以沈文结语说:「丘旋出守去,此书(《玉娇李》)不知落何所」也。

这些史料之文辞的相互比并推研,足以肯定今之《金瓶梅词话》乃袁中郎等人的改写本,初期传抄时代的《金瓶梅》,未必是西门庆的故事。

(明)沈德符著

我之所以把《金瓶梅》的抄本,区分成两个阶段,正因为袁中郎于万历二十四年()冬首先传出了《金瓶梅》的消息,事后竟十年阒无一字传闻,

到了整整十年后的丙午,却仍由袁中郎的酒令《觞政》传播出来,已与《水浒传》相提而并论,作为酒场甲令矣。

从此之后,《金瓶梅》的消息,遂在袁氏兄弟这帮相互认识的朋俦中传播开来。是以我们今见之有关《金瓶梅》的传抄文件,全是万历三十四年()之后写作出来的。

那么,将《金瓶梅》的传抄,别作前后两期,乃一正确的史实。过去,大家都把此一问题忽略了。

史实就是考据者立论的实据。

《金瓶梅》的传抄,自袁中郎于万历二十四年传播于文友间,居然十年之间,没有其他人再传出它的消息,像这么一部「必遂有人板行」的合乎当时社会的小说,竟无声无阒了十年,若以当时的历史背景与社会因素来说,这是不可能的事。(以今见之《金瓶梅词话》内容来说。)

可是,居然如此,岂不可怪?所以我认为这之间隐藏着一些微妙的问题。

魏子云著

试想,当我们注意到了此一问题,怎能不去一探究竟?

第一,刻上淫秽文字与画图的书刊,在嘉、隆、万那个时代,又不干公禁。

初期传抄本的《金瓶梅》内容,如正是今天我们见到的《金瓶梅》(词话)则是不可能在社会上被隐蔽起来的。

但居然被隐蔽起来了,显然的,初期传抄时代的《金瓶梅》其内容必非今见之《金瓶梅》(词话)。

袁中郎读后的论断是:「云霞满纸,胜枚生《七发》多矣!」便足以证明初期传抄的《金瓶梅》乃政治讽谕小说也。

其内容若非有关政治讽谕,那是不可能在社会上被隐蔽起来的。

第二,何以十年之后的后期传抄本,便陆续有人在文字上谈论到它?

显然的,后期传抄出的《金瓶梅》,已非初期传抄本的内容,已经改写过了。但仍非全稿,却又在袁中郎的朋友圈中传播着。

又传抄了十年之后,方有刻本出现。却又在沈德符《万历野获编》的文辞中,暗藏了不少微妙的答案。所以我以「艳段」来处理它。

魏子云著

《金瓶梅》的明代刻本,传乎今世者祇有两种,一是十卷本,一是二十卷本,即今人习称之「万历本」(十卷)与「崇祯本」(二十卷)。

第一种刻本(十卷本),自民国二十一年()「万历本」被发现之后,研究者无不认为二十卷本是十卷本的后改本,笔者向亦如此认定。

客岁(77年)10月,在港与梅节先生聊天,梅先生向我提出十卷本与二十卷本乃传抄时代的两种不同底本。

当时一听,不禁发愣。竟一时不能接纳这个说法。

梅先生近数年来,从事该书版本的校勘,业已完成了一部正本清源的标准本《金瓶梅词话》,已由香港星海文化出版公司印行了。此一问题,乃梅先生从事校勘时所发现。

那天(年10月23日)午后,我们谈了五小时有奇,他搬出校勘时的纪录,一一指出了他发现到的证据。

而我,也提出二十卷本源自十卷本的证据,乃第三十九回的「钧」字误为「钓」字,二十卷本之误,竟与十卷本之误是一脉相承,怎能说是渊自两种「底本」呢?

但梅先生在详细校勘过程中发现的证据,我也无法否定。

梦梅馆校本

由港归来,我便段段落落的比对这两种版本的相关问题,终于在第五十三回五十四回这两回中发现到这些问题。

特别是第五十四回,显然的,这两种版本(十卷本与二十卷本)的内容,有了显著的不同。

可以基之证明二十卷本的这一回,不是根据十卷本来的。

十卷本的内容丰胆,人物言谈与容止生动,二十卷则稍逊,且篇幅亦少。

二十卷刻于崇祯,有崇祯皇帝的避讳字「检」刻为「简」字可证,乃十卷本之后的刻本,已有明证。

那么,或可基此认定二十卷本付梓时,所据底本已非全貌,而十卷本的版已毁,且手中十卷本的存书缺这两回。

在此情形之下,遂不得已而据上下文的情节,以及大家伙谈过十卷本的印象,凑成了这两回(特别是第五十四回)。

不过,二十卷本是改写过的,不惟第一回全部改写一过,原十卷本中的戏曲、证诗等等,却也删的删改的改,已非十卷本的原貌矣!

再来对证沈德符(《万历野获编》)的说词,堪可证明《金瓶梅》在后期传抄时代,就有了两种不同的改写底本。

崇祯本的梓行,之所以编为二十卷本,亦可能有心别于十卷本。

实际上,十卷本与二十卷本的分卷,不同处也祇在于五回一卷与十回一卷之分别而已。

梦梅馆本书影

正由于今见之两种《金瓶梅》刻本,全是在后期传抄时代就改写过的,因而我们探究作者是谁?又怎能不分段来说。

认真分来,应分成三个阶段来说,

第一阶段是初期传抄本的作者是谁?(即袁中郎于万历二十四年()见到的那一稿本)

第二阶段是后期传抄本的改写者,

第三阶段是付梓者的改纂者。这是明代出版界的风尚,出版者最喜改纂他要出版的作品。

从今见之两种明代《金瓶梅》刻本来说,我们已经有了一件直接证明作者是谁的证据,那就是十卷本第五十六回中的〈别头巾〉诗文。

此一诗文尚见于天启间刊行之《开卷一笑》与《绣谷春容》(《绣谷春容》删去诗)。此一诗文在《开卷一笑》中,刻有作者笔名「一衲道人」,屠隆之别号也。

上海复旦大学的黄霖,最先提出作者屠隆说,这数年来,我一直在此「说」上进行钻探,认为此说最为正确。

我已寻出屠隆可能写作《金瓶梅》讽谕明神宗的创作动机,(见拙作《金瓶梅原貌探索》〈屠隆的罢官及雕虫罪尤〉学生书局印行)此一写作动机,在所有提出的《金瓶梅》作者说的推想中,除了屠隆,别人全未具备。

何况,十卷本第五十六回中的〈别头巾〉诗文,证据又是如此的直接而肯定,其他诸说,何人有此铁证耶?

魏子云著

还有汤显祖在屠隆病中写出的十首充满了嘲笑的绝句,却也是出乎常情的作为。

汤显祖在明代士人羣中,是一位不纳妾不冶游的正人君子,与屠隆、袁宏道这班朋友的浪漫生活,恰恰相反。

屠隆于万历十二年()罢官后,一直卖文为活,且不时出游,奔波于在位文士间,晚年编写戏曲,且自组戏班出堂会于仕绅家。

虽不十分贪酒,却十分好色,戏班伶优,亦家伎焉。

如从汤临川这十首绝句的嘲笑词语观之,可以获知屠纬真死状甚惨,疡痛楚,端赖家人念唱佛经止之。后人说屠氏死于梅毒,基此诗而言也。

但在我看来,汤氏之在老友屠氏临终前,未尝作诗以慰,死后也不曾写一言词组悼唁,竟写出笑语以嘲之,似非指屠之好色,或恼其遗孽于《金瓶梅》也哉!

是以诗有「涕睡机关一线安,业缘无定转何难?」及「雄风病骨因何起?忏悔心随云雨飞。」

又有句云:「不知一种无名恨,也向莲花品内消?」

斯所谓「无名恨」得非指屠隆之罢官衔恨于上而创作《金瓶梅》泄恨未成,临终尚赖念佛消痛,岂非孽乎!

魏子云著

另有「欣欣子」与「东吴弄珠客」这两篇叙文,多年以来,却也牵羁了不少纠结。

去年八站台北举行明代小说戏曲国际研究会(中央图书业办),我曾提出一篇论文〈冯梦龙与金瓶梅〉,文中列出证言,认为「欣欣子」与「东吴弄珠客」都是冯梦龙的化名。

今春,香港友人梅节先生影印一份陈毓罴作〈金瓶梅抄本的流传付刻与作者问题〉一文,竟与我的看法一致,真格是「不约而同」、「不期而遇」。

尽管各人论点不同,此一看法则一。至感欣慰于吾道之不孤也。

冯梦龙极可能也是一位《金瓶梅》后期传抄本的改写人之一,这两种刻本(十卷本与二十卷本)也可能全是冯梦龙主持梓行的。

化名「欣欣子」作的叙文,已透露了刻本《金瓶梅》与抄本《金瓶梅》的差异。

我在《金瓶梅原貌探索》中已提出了,如「离别之机,将兴憔悴之容,必见者所不能免也;折梅逢驿使,尺素寄鱼书,所不能无也;患难迫切之中,颠沛流离之顷,所不能脱也。」

这些情节,均未见于这两种刻本。得非暗示刻本之情节,已非原稿本之内容乎?这些暗示,研究者,焉能忽之!

总之,今见之两种《金瓶梅》刻本,全是改写本,已非初期抄本的内容。可以说是极为肯定的事实。

袁氏兄弟计划了《金瓶梅》后期抄本的整合与修纂,在历史演变过程中,也脉络分明。

冯梦龙主持了两种刻本的梓行,也事理清楚。这些,我都在最后一章(〈放队词〉)「冯梦龙与金瓶梅」中分析出来了。(此文与去年我在明代小说戏曲国际研究会上提出的论文不同,我又重写过了。)

堪以证明我与陈毓罴先生的此一看法是极为正确的。不过,陈先的结论与我不同。也许他读了我的这些论述,会从事修正他的误点。或者,纠正我的误点。

东吴弄珠客序(书影)

明年六月,大陆将在徐州举行《金瓶梅》研讨会第一届国际会议。

所以特先写出这部书,提早送请学生书局付梓,希望早些日子出版,早些日子送到大陆所有研究《金瓶梅》的学者与作家手上,便于大家有一段充分的时间来批驳我的意见,或赞同我的看法。

学术讨论,讲究的是学理。不是政治,要求的是千士之诺诺的多数「是」字,所谓得众也。

学术则诉之理则,如千士之诺诺的理则是「非」,一士之谔谔为「是」,则千士之诺诺的「非」,亦难敌一士之谔谔的「是」也。

再说,学术立论,要有历史为基础。如无历史为基的论点,虽高上云霄,亦海市蜃楼耳,经不起太阳光的。

考据之论,论在有据,分析推论,亦必须依据;据之所凭依乃本源,如无本源,据无凭矣!

深切盼望贤者教我,真盼我这部书能遇上法家,提出证据判我?「拆屋还地」。果尔,则我愿再寻基地重建,虽心愧面惭,亦敬谢之焉!

魏子云民国77年7月

魏子云教授

本文由选自《金学丛书》第一辑,由主编授权刊发。转发请注明出处。




转载请注明:http://www.mianbaojipingcewang.com/wqmdyy/12294.html


当前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