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行病并非一介深奥的专业分支领域，而是历史变化发展的“大图景”的重要一面”，著名的欧洲社会医学与历史学者弗兰克·斯诺登（FrankM.Snowden）如是说。换言之，流行病对于人类社会发展的重要影响不亚于经济危机、战争、革命和人口变化所带来的地覆天翻。对于这一论断，维多利亚大学（UniversityofVictoria）历史学教授米切尔·哈蒙德（MitchellL.Hammond）年的新作无疑做出了振聋发聩的力证——《流行病与现代世界》（EpidemicsandtheModernWorld）一书横空出世，从人类学视角重新探讨了流行病对于现代性的批判作用。作者重新审视十一种流行病（鼠疫、梅毒、天花、黄热病、霍乱、肺结核、牛瘟、流感、疟疾、脊髓灰质炎和艾滋病），通过阐述疾病在历史上的独立作用和现代社会的塑造能力，将疾病与全球现代化交织在一起，不断拓展人文和社会科学对疾病的理解视域。米切尔·哈蒙德曾就读于耶鲁大学，在那里获得了政治学学士学位和宗教史硕士学位，之后又在弗吉尼亚大学获得了欧洲历史硕士学位和博士学位。他用历史学、政治学与宗教学的视角观察16-17世纪德国的宗教和医学，探索医学与宗教改革的关系、医疗扶贫的发展以及医疗从业者在城市生活中角色的演变，并进一步将探讨主题从文艺复兴一直延伸到现代医学史、疾病史的研究。人类发展史、社会医学史与近现代文化专题的紧密结合，为这部突破传统框架、多视角跨学科的问世铺平了道路。
一、“从黑死病到艾滋病”的历史关怀
自年起，哈蒙德博士在维多利亚大学任职历史系助理教授，期间开设了多达六门专门针对疾病史研究的相关课程，《流行病与现代世界》一书的结构框架正来自于他“从黑死病到艾滋病”的课程教之中。为了帮助学生更好地探索现代历史的关键和解读历史的实践策略，哈蒙德利用科学的进步与社会的发展重新审视流行病，并深入挖掘了其起源与社会影响。
对疾病的研究实际上是对环境、社会和科学变化的长期探索。近40年前，罗伯特·哈德森（RobertP.Hudson）提出，疾病不是不可改变的实体，而是有自身传记的动态社会结构。疾病既是一种病理现实，又是一种社会构建。从19世纪晚期到20世纪中期，科学在疾病研究中发挥着主导作用。在医学史上，大量文献表明疾病是一种客观的生物学现象，与疾病斗争最为激烈的是近代科学体系下训练的医生，他们的思想和行为是现代西方生物学模式的体现，这些文献通常很少提及疾病对社会结构或个人日常生活的影响。20世纪60-80年代，受福柯理论的启迪，许多历史学家和社会科学家进一步发现这种实证主义背后的复杂因素，开始认为疾病首先是一种文化结构，根植于精神习惯和社会关系，而不仅仅是客观生物学的病理现象。他们用社会构建的方式表示疾病和医学的核心是由偶然的社会因素所塑造的，并在此基础上探索公共卫生、边境控制和社会政治的演变。医学知识在社会层面的拓展，伴随着意识形态和既得利益之间的互动影响，病原体和疾病不仅影响着个人健康，而且还影响着社会对疾病的集体认知。从年代至今，现代医学生物学的进展和政治进程的转变更是将问题复杂化，以致流行病未来变化的不确定性一直都是学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