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伤的医者医者的软弱与坚强努兰医

医者的软弱与坚强——努兰医师(SherwinB.Nuland)的典范

林克明

努兰医师是一位十分杰出的美国外科权威及医学伦理学专家,同时也是一位非常成功的作家。他的许多著作,如《死亡的脸》《生命的脸》《医魂》《蛇杖的传人》《器官神话》《没有终点的旅程》,在美国长年畅销,中译本在台湾也极获好评。其中《医魂》一书在赖其万医师近作《赖其万医师的心灵飨宴》里更有十分精彩详尽的介绍。赖医师文中提及努兰在四十初头学术生涯正值巅峰(耶鲁大学外科教授)时忽然罹患严重忧郁症之后艰辛漫长的历程,引人深思。由是而再回头细读他的自传《没有终点的旅程》(LostinAmerica:AJourneywithMyFather),就有了更深沉的佩服与感动。努兰之令人感动,不仅在于他在为精神疾患纠缠经年,屡屡住院,药石罔效,几乎已被判定为「无可救药」之时,仍不放弃希望,终于得藉「电击休克疗法」(electricshocktherapy)而完全复原;更令人感动的是,在早已功成名就多年后的迟暮之年,他能不惜羽毛,坦然详述他罹病时那无边无际的恐惧、无助、哀痛。尤有甚者,追本溯源,他也坦然道出他坎坷的身世,充满羞辱、不堪回首的成长过程,乃至他与其父之间爱恨交加的情感纠葛。他的故事告诉我们,人可以同时是那么地软弱,又那么地坚强。努兰惨淡的童年与家门的羞辱,是他一生挥之不去的阴影、不得不长年背负的十字架。但是这些刻骨铭心的亲身体验,同时也是他在面对自己与他人的「生老病死」时的力量之泉源。就此一意义而言,正是这些「不堪回首」的「往事」,将努兰塑造成为这样一位堪称「典范」的医者。

坎坷身世

努兰的父祖辈来自南俄罗斯Bessarabia(现属苏联解体后独立之Moldavia)的穷乡僻壤。作为保守传统、只会讲Yiddish语①的犹太人,他们就如《屋顶上的提琴手》(FiddlerontheRoof)所呈现的,为逃避帝俄时代一波又一波的集体屠犹(pogrom),纷纷设法移民美国。努兰的父亲梅尔?努德曼(MeyerNudelman)②随着这个移民潮,在十几岁时来到纽约,就此与他的父母兄姊永久失联,也绝口不谈他的过去。美国对那一代的新移民而言,根本不是想象中的「美丽新世界」。他们多半住在曼哈顿东南区(LowerEastSide)又脏又乱、拥挤不堪的「贫民窟」(tenements),终生在设备简陋、通风不良的成衣工厂卖命,赚取微薄的工资。

努兰的父亲梅尔在工厂里与他的母亲相识时,双方都已年近「而立」。既然梅尔是孤家寡人,婚后他就顺理成章搬进太太家里,与她的母亲及未婚的姊姊同屋而居。不久三个小孩接踵而来,两房两厅的公寓越来越拥挤。梅尔与努兰的姨妈纷争不断、水火不容。努兰就在这样的绵延战火中成长。

二十世纪初的纽约,尤其是脏乱拥挤的贫民区,是瘴疠横行的地方。肺结核、猩红热、赤痢、伤寒,无所不在。白喉、麻疹、腮腺炎、小儿麻痹,年年盛行,不知夺取多少性命。努兰的许多亲戚,包括他母亲的四个兄妹,都在来美后相继病逝。努兰大哥的夭折,给全家带来更多的哀伤。努兰父母亲的美国梦也就几乎完全烟消云散了。

但是对努兰来说,最大的打击来自他多年缠绵病榻,形销骨立的母亲,在他十一岁时撤手人间。母亲的离去,带给努兰的不止是无尽的悲痛与失落。随着她而去的是整个家庭仅剩的些许安宁与和谐。面对举止怪异、脾气暴躁、喜怒难测的梅尔,努兰兄弟不再有温柔的母亲作为缓冲的空间。梅尔对他们俩的管束越来越严、要求越来越多,兄弟俩不得不各自设法逃避。不久努兰的二哥染上了风湿性心脏病,虽然症状逐渐缓解,「有病在身」却从此成为他凡事置身事外的最佳借口。努兰由此成为梅尔唯一依赖的对象。

努兰从小努力做乖儿子,努力讨好身边所有的人,尤其是父亲梅尔。但是他内心时时充满怨怼,对梅尔的顽固、无能、不求上进,有着无从述说的厌恶。这当然一部分反应了新移民(尤其是来自乡间,教育水平较低的移民)与他们的第二代子弟之间的鸿沟。就如许多新移民的下一代,努兰在成长过程中看不到他来自「旧世界」的长辈的努力与挣扎。他看到的是他们的无知、局限与畏缩。他厌恶他们的衣着、行径,深深地以他们口音浓浊、支离破碎、残缺不全的英语为耻。他当然也无时无刻地感受到「主流社会」对他的族人的歧视与敌意。

雪上加霜的是,除了种族的「原罪」与「外乡人」的失落无依,父亲梅尔似乎还有他个人的问题。梅尔「谋杀英语」的「能力」,出类拔萃,远远胜过他的老乡们。但是最让努兰不解、也更令他羞惭不已的是梅尔举止的笨拙。他步履蹒跚,似乎每跨出一步,都是一个新的试探。用餐时,他全神贯注,才能确定刀叉碗盘究竟在哪里。这些问题愈来愈严重,几年后他不管如何努力,食物还是常常撤满桌面桌脚。散步原来是一种乐趣,却逐渐成为负担,到了冬天地面结冰时,更是举步维艰、经常跌倒。不知不觉间,到捷运站接送梅尔上下班竟又成了努兰的责任。每天时间一到,努兰不得不丢下任何校内或课外的活动,奔赴车站。他的愤怒引发他的愧疚感,而愧疚之情又更增加他的怨恨。他想方设法,努力要挣脱这有如枷锁的家,但是解脱的渴望越是迫切,他也就越是深刻地感觉到束缚的无所不在,以及油然而生的无奈。

除了动作的不协调,梅尔也常为来去无踪的闪电似的剧痛所苦。不知何时起他又开始有尿失禁的问题。梅尔对此深引为耻,从不提及。但是随着症状的恶化,尿味逐渐明显。他自制的尿布效果不佳,清洗后披在暖气炉上烘干时,余味常随着暖气四处扩散。与尿失禁同时出现的肾结石,以及由此引发的并发感染,使梅尔常需住院治疗。凡此种种,在在增添努兰的羞辱感,及伺机逃离的决心。

「美国梦」的迷思

努兰之所以选择医学这个行业,当然不会是偶然。在他的成长过程中,疾病与死亡无所不在,如影随形。他有太多的疑惑,需要解答,太多的恐惧,需要克服。「久病」之人,固然未必就会成为「良医」。但许多医者之所以走上医学的道路,常源于对自身或亲人病痛的体验。如前所述,努兰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同时,新移民家庭梦寐以求的,正是下一代有人能够进入医学院,成为受人尊重的医师。这对一生潦倒,从未被主流社会接受,即使在犹太人的圈子里也常觉受歧视的梅尔来说,自然更是重要。

但是直至二次世界大战前后,犹太裔的年轻人要进入美国的任何医学院,都是千辛万苦的一回事。名校如耶鲁与哈佛,更是难如登天。学校成绩十分优异,又特地去改了一个不像犹太人的姓的努兰,自忖应可进入纽约大学。可是这大学离家不远,不能给他摆脱与家人继续纠缠的机会。努兰于是硬着头皮,报考耶鲁。或许当时学校政策已稍有改变,也或许努兰从母亲遗传到的金发碧眼,加上他那响亮的新姓氏,让人一时看不出他「异乡人」的背景。努兰没想到居然雀屏中选,兴奋之余,急忙找来众多「见过世面」的亲友,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终于说服了他的父亲、外婆、姨妈,放他「远行」(其实也不过两三小时的车程)。

努兰自此把自己分成两半。他把过去的一切,宗教、仪式、传统,全都留在纽约。医学成了他的新信仰,耶鲁就是他的殿堂,他的圣地。人体的奥秘、生命的神奇、疾病的来龙去脉,在在令人神往。知识技术日新月异,昨天的奇迹很快地就成为今天的例行公事。但是苦难的面貌瞬息万变,医院、诊所危机四伏,意外与悲剧常就决定于一念之间。不论医学如何科学化,医疗面对的永远是未知,医者总是需要在充满不确定性的临床环境里当机立断,承担责任。因而,教授们都还是祭司,学生们都是同修,习医与行医也就必然是终生的修行。走在成为医者的路上,努兰如鱼得水。抛开童年的束缚与屈辱,他跨入一个崭新的世界,他的的确确就生活在众人梦寐以求的「美国梦」。

梅尔觉得他自己也实现了「美国梦」。在被生活压榨、折磨这么多年之后,他终于得以扬眉吐气。他居然有这么一个如此成才的儿子,一个出身顶尖学府,广受器重的医师!当然他的儿子难得回家,他太忙了、太有人缘了、太努力工作了。逢年过节,努兰来去匆匆,从来没有人责怪他。热门的医师当然就应该这么忙。

梅尔唯一坚持的是,每次他因膀胱结石或感染发炎而住进住家附医院时,努兰一定要来看他。梅尔住院的频率越来越频繁,努兰也就越来越不耐烦。不就都是同样的问题、同样的治疗吗!何需大惊小怪、劳师动众?但是每次努兰一到,梅尔总是笑逐颜开,向病房里所有的病友逐一介绍「我的医师儿子」。有一天努兰终于恍然大悟,医院,唯一的目的,就是为了要炫耀。

努兰一直以为他把他的两个世界分割得妥妥贴贴,没想到一个严冬周末的早晨,当他刚与女友打开宿舍的大门要出去买早餐时,居然发现梅尔就坐在门旁耐心地等着。他万没想到,梅尔会冒着那么大的风雪,蹒跚前行,无惧于随时有滑倒骨折的危险,为的就只是要一了亲眼目睹耶鲁大学城与努兰住所的心愿。梅尔哪里知道,努兰最害怕的就正是梅尔闯入他的那另一个世界。努兰急忙支开他的女友,把梅尔带到他的朋友、同事最不可能去的地方,一家最地道的正宗犹太餐馆。大快朵颐之后,他踌躇不安地把梅尔带回宿舍,看到里面空无一人,这才放下心来,终得把梅尔高高兴兴地送回开往纽约的车站。终其一生,梅尔念念不忘他的这一趟「踏雪寻子」的历险记,彷佛那正是他一生里最大的成就。

知识的代价

对好学的努兰来说,每一本书满载着的是无数前人知识经验的累积,每一章每一节,都那么地言之有物,发人深省。许多病人看似扑朔迷离的症状、病史,原来一放在生理学、解剖学、病理学的架构里,就变得有迹可寻、一清二楚。

有一天,他在神经病理学的教科书上,读到一章关于神经梅毒的描述,越读越觉得似曾相识。原来在梅毒晚期,菌体常会入侵到神经系统。在脊椎神经系统里,最常受破坏的,正是那掌控本体感觉、触觉、振动感觉的部位。神经受侵犯后,逐渐萎缩,患者协调动作的能力也就愈来愈退化(部分因为无法判断自己身体各部位,尤其手脚,到底在哪里),举手投足,种种平常不假思考就可以轻易做到的动作,就成了非常费神还常不免于失误的事情。这不就是梅尔之所以经常跌倒、用餐时食物总是撒满一地的原由吗?而他的尿失禁,也可以由此得到解释(因为感觉膀胱是否过胀的能力也已受损)。甚至那不时发生的闪电性剧痛,也可以归诸同样的病源。努兰反复思量,无法相信这个推论。凡事畏缩拘谨的梅尔,从哪里招惹上梅毒?

努兰把这些想法告诉他的一位远房表哥,多年来一直照顾他们全家的医师。表哥笑着说,我一直在等着你来问这个问题呢!

走过阴暗的幽谷

相对于这个发现的严重性,努兰对他其后的情绪反应可以说是轻描淡写。他显然很快地就决定与他的表哥继续保守这个家庭的秘密。他多年来对梅尔强烈的爱恨交加、怜悯与鄙视混杂不清的感情,也不可能再进一步恶化。梅尔继续以他为荣。似乎因为儿子替他圆了他的「美国梦」,他的情绪愈来愈稳定,不再怨天尤人,渐渐蜕变为一位慈祥的长者。

努兰的事业也继续一帆风顺,三十几岁就升任耶鲁的终生教授,驰名国际。他结婚生子,衣食无虞,开名牌轿车,住花园洋房。然而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他的心情却开始越来越不好。他烦躁不安、想东想西、整天钻牛角尖。晚上睡不着,白天起不来,浑身没劲,精神无法集中,开刀的时间一延再延,到最后居然连进开刀房的兴致也消失无踪。他天生观察入微、做事按部就班的性子,演变成越来越严重的强迫性思考、强迫性行为,身陷其中,动弹不得。他成了别人的累赘,婚姻关系首先遭殃。

整整一年,他不得不住在医院(就是世界驰名的「生活学院」(InstituteofLiving))。试遍了所有当时最先进的精神科药物,看遍了最出名的心理治疗大师,他的病况却还是一直持续恶化。他的精神医学同事「黔驴技穷」,不得不开始考虑使出万不得已的「最后一招」——脑前叶切割术(lobotomy)。这个现在看来似乎极为荒唐的想法其实并不是没有它的学术依据的。强迫症如果严重到让人「生不如死」,把脑前叶与脑的其他部位区分开来的确可以达到「釜底抽薪」的效果。但是问题是,患者固然不必再为来去无踪的思絮所苦,他也从此一切都不在乎、无所谓了。开刀之后,努兰就不再是努兰了,剩下的可以说只是个空壳子。

幸亏有一位年轻住院医师以自己的离职要挟力争,努兰的脑前叶才得以被「刀下留情」。在姑且一试的打算下,努兰接受了一连串密集的电疗。反正也没有其他的选择了,就一个疗程再接上一个,硬着头皮继续下去。没想到努兰有一天醒来,开始对生活的点滴有了一些兴趣。事情一有了开头,就逐渐容易起来。终于有那么一天,努兰可以出院了。不久,电击引起的记忆缺损也大体恢复了,努兰又成了外科名医。他不见得知道,我们也不见得能够确知,他的复原是不是电疗的结果。但是他从此对信心的力量,有了更深一层的个人体认。他也更加确知,在知识、技术的基础上,医师最大的利器,就是想方设法,去增进病人的信心,不轻易放弃希望。

努兰在他的自传与其他文章里,对他为什么会罹患严重的忧郁症及强迫症,似乎并没有什么特别的着墨。精神疾患的病因的确复杂多端,包括先天与后天的因素,及其交互影响。但是童年的伤痕,并不是能够轻易抚平的,伴随着功成名就的,也常不免是极大的牺牲与负担。爱恨交加的情感,刻意掩埋的屈辱之情,不见得永远会仅存于心的深处。柔软的心,自必敏感,而敏感与脆弱,有时相去不远。如此想来,努兰的崩溃,并非偶然。倒是他的复原与再生,才更引人赞叹与惊喜。

勇者绝非无惧

然而努兰最令人佩服的,其实未必是他的才气与成就,而是他诚实面对自己,面对过去的勇气。坦然陈述自己与精神疾病挣扎的历程,绝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回溯一己出身的卑微,童年无尽的辛酸与屈辱,更是谈何容易!「家丑不可外扬」,在任何文化里都应该是根深蒂固的观念。普天之下,究竟有几个人能够坦然承认自己的父亲是神经梅毒患者呢?这么多困难重重,几乎难以想象的事情,努兰居然都做到了,这需要多少的智慧与勇气呢!

但是勇者是不可能无惧的。如果没有害怕、没有顾忌,哪里还有什么勇敢可言呢!那看似勇敢的行为,恐怕是比较近于鲁莽,比较是无知的表现吧!努兰从犹疑踌躇到逐步表白之间,经过了一、二十年。他年出版的《死亡的脸》里有一段描述一个可怜的同学,因为父亲行为怪异、行动不便、经常跌倒,浑身散发尿酸味,而常受歧视。这看来就像是梅尔的写照。过了将近十年,直到自传出版时,他才终于将梅尔的病情公诸于世。这十年间,努兰想必经历不断的挣扎与煎熬。他的终于下定决心,实话实说,显示他终究还是战胜了他的不安,比较不再被儿时的羞辱感所左右,比较能够接受梅尔一生的局限、失误与无奈。因为能够设身处地去理解他,也就比较可以接受他。而在这同时,努兰也就更能面对童年的创伤,不需要再一味掩饰,假装自己是另一个人。他也才有可能生活得更自在自如。正因为这过程的艰难,才更彰显当事者难能的勇敢。

书写的救赎

努兰多次提到,把他从贫民窟解救出来,替他打开种种机会之门的,是他的语言能力。他的母语虽然是Yiddish,却从小爱上这个新世界的新语言-美式英语。他发音精准,词汇丰富,能言善道,一点都没给人外邦人后代的感觉。特别的是,终其一生,他的Yiddish也一直都十分流利。他最感谢,也最引以为傲的,是他的英语表达能力。因为语言没有障碍,他才有可能出入于主流社会,不受排挤,才有可能随时抓住稍纵即逝的机会。同时,第二种语言学习,也会丰富、深化其第一种语言的表达、使用能力。

但是语言文字的神奇,应当远不仅于此。努兰一生勤于笔耕,写作不辍,当然是因为他有话要说,也喜欢写作。努兰壮年期的罹病与长期住院,可以说是他人生里一个最重大的分水岭。在这之前他最在意的或许是要挣脱童年的束缚与烙印,去做一个与父亲完全不同的,成功的人。生病让他面对自己的软弱,也从而更能体会他人的痛苦与软弱。他开始勤于写作,从充满同情的眼光述说他人的痛苦、迷惑、绝望之情与不懈的坚持。此后数十年,他虽然时或不免于再受到忧郁与强迫症状的困扰,却再也不曾掉入绝望的深渊。如果说教师之所以「诲人不倦」,是为了「教学相长」;医师救助病苦之人的热情,一大部分源自对自身伤痛恐惧的体会;那么书写与阅读,阅读与书写,也就给了我们在时时不免坎坷的人生路途上,整理过去,探索未来的机会,由此而增益继续前行的信心。努兰一本又一本的书,也就像一盏又一盏的照明灯,让我们感觉到,我们的世界,并不尽然是「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我们在「念天地之悠悠」的时候,也就比较不会常觉得忍不住要「独怆然而涕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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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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